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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民,欠南繁一个热搜!

86岁的程相文,依旧在田间忙碌。

为了培育出高产玉米,他常年在外,以致父母、妻子离世,都没能陪在身边。难过时,他会回屋哭会儿,然后抹把泪,接着干。

当记者问他,有什么遗憾时,老人哽咽道:“没有,我没什么遗憾……”

60多年来,正是在这样一代又一代南繁人的努力下,中国人牢牢端住了自己的饭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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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三亚,每年有数千万游客来到这里。

但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,自己之所以能躺在沙滩上,恣意享受各种美食,其秘密就藏在几十公里外。

南繁基地,并非一个地名,而是指北纬18度线以南,位于三亚、陵水、乐东三市县的26.8万亩国家科研育种保护区。

这个地方面积不大,不及新疆若羌县的千分之一,却关乎14亿人的饭碗。

仅仅从这里培育出的杂交水稻,在全国种植面积超过1700万公顷,占全国水稻种植总面积的50%以上。

就是这样一个地方,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却几无存在感。用百度关键词搜索,只有1300万个结果,不及很多网红或直播带货明星的1/10。

尽管如此,这个地方却像磁铁一般,吸引着全国700多家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、8000多名科研人员。

他们像候鸟一样,每年秋冬季来到这里。次年4月,再带着收获的种子,返回全国各地,开枝散叶。

因为这里常年气候温和,农作物的育种周期可缩短1/3至一半。

据统计,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,累计已有60万人次来到这里,他们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接力,培育出了我国70%以上的农作物新品种。

其中,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杂交水稻。

1950年,我国水稻平均亩产只有140公斤,因为杂交水稻的广泛播种,这个数字如今变成了470公斤,足足增长了3倍。

对此,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:“杂交水稻的成功,一半功劳应该归功于南繁。”

领衔研制出我国第一个抗虫棉的郭三堆,也表示:“没有南繁基地,就没有我国抗虫棉转化和产业化现今的发展速度。”

新中国成立以来,我国以占世界7%的耕地,解决了14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,而这一历史伟业,很大程度上,要归功于南繁基地。

因为关乎14亿人的生计,十年来,总书记曾多次来到这里,并反复强调:

中国人的饭碗,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。

为了这项壮丽的事业,一代又一代南繁人,背井离乡来到这里。而他们的奋斗史,早在上世纪50年代,就已经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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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繁,之所以像磁铁一样,吸引全国育种工作者,最早来自一种饥饿的记忆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百废待兴,几亿人的吃穿,成为共和国的头等大事。由于人口众多,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,吃不饱饭的事,时有发生。

年轻时的袁隆平,曾亲眼目睹许多饿得浮肿的老乡,他们饿急了,连草皮和树根都吃。

1963年,河南浚县洪水,受灾的乡亲们,拉着后来成为玉米育种专家的程相文,眼巴巴地问道:

“你是学农的大学生,能不能让地里多产粮食,我们换馍吃饱就好啊!”

为了让人们吃饱饭,从50年代,新中国发起了三大战役:修水利、育良种、造化肥。这其中,育良种是重中之重。

数据显示,在我国,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45%。

1956年,著名育种专家吴绍骙首次提出异地培育理论,由此拉开了南繁序幕。

此后数十年,无数科研工作者在这里挥洒下青春和汗水。他们中间,涌现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、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、抗虫棉之父郭三堆等一大批英雄。

这些英雄,怀着让人们吃饱饭的朴素愿望而来,他们要面对的,远不止技术难题。

海南,自古就是流放之地。这里天气炎热,蚊虫肆虐,老鼠、毒蛇横行。

尤其到了授粉季,地里的温度高达37℃,授粉者只能弯着腰,不能站立,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。

在袁隆平的记忆中,中暑是常有的事。为此,他常备丹仁丸,中暑了就吃两片。

初来乍到的育种专家们,不但要忍受地里的高温,还要自己上山砍柴、烧饭,有时往返数十里去公厕挑粪施肥。

在这个过程中,程相文碰到过毒蛇,掉进过粪坑……幸亏,几个大娘把他捞了出来。

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,南繁人开始了技术攻关。

为了培育出杂交水稻,袁隆平团队需要寻找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水稻,这概率堪比大海里捞针。

尽管如此,他们并没有放弃。最终,他的学生李必湖于1970年11月在三亚南红农场找到了它,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败。

三年后,袁隆平完成了杂交水稻的创举,彻底改变了世界粮食生产。

1972年,山东青年李登海,听说美国农民华莱士把玉米亩产搞到了1250公斤,而当时山东亩产才二三百斤。

倔脾气的李登海不服气,也想加入挑战赛。

为了加速育种,他背井离乡,跑到海南,顶着酷热,住在山沟里,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,忙着除虫、锄草、施肥……

最终,李登海七次刷新了中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。

南繁育种,不但提升了中国每亩地养活的人数,也一度拯救了中国纺织业。

上世纪90年初,棉铃虫在我国大爆发,由此导致的棉花减产,重创了纺织业。

当时,美国孟山都刚研制出转基因Bt抗虫棉,在全世界广为播种。中方有意引进,怎奈对方条件苛刻,只好放弃。

郭三堆临危受命,带领团队远赴海南,通过一场大会战,研制出中国的抗虫棉,帮助国产抗虫棉以绝对优势,重新夺回了市场。

这些成绩的背后,是一代又一代南繁人的心血和汗水,有时候,甚至是生命。

在电视剧《功勋》里,袁隆平的挚友谭胖公,在南繁路上被毒蛇咬死,将家人托付给了袁隆平。

2004年,吉林农业大学育种专家陈学求,因为长期劳作,不幸罹患肝癌,最终倒在了科研一线。

按照遗愿,他的骨灰一半撒在三亚近海,另一半埋在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南繁基地。

3

袁隆平生前,有两个梦想:

一个是禾下乘凉梦,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。

如今,他的两个梦想正变为现实。就在他去世后不久,2021年8月,我国在重庆成功培育出巨型稻,植株高达2米。

而杂交水稻,更是已推广至60多个国家和地区,全球播种面积超过700万公顷(除中国外)。

这两个看似浪漫的梦想,背后是一种因为饥饿,滋生出的粮食不足恐惧症。

袁隆平曾亲历60年代那个闹饥荒的时代。在接受采访时,有记者曾问他:是不是特别害怕这样的场景(饥荒)再次发生?

对此,袁老接连说道:“不可能了,不可能了。”

60多年来,这种对粮食不足的恐惧症,一直激励着新中国的科研工作者,前仆后继,为中国人的饭碗不断夯实基础。

新一代的南繁人,已经不用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,刀耕火种,风里来雨里去。

在总书记的关怀下,崖州湾沿岸,袁隆平当年工作过的地方,一座崭新的种业硅谷——南繁科技城正拔地而起。

2021年5月,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也落成并投入使用。

同时,在三亚、陵水、乐东三市县,26.8万亩良田,被划入国家科研育种保护区。

“十几亿人口要吃饭,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。”这些年,总书记一直在不同场合,强调粮食安全问题。

上至国家,下至普通百姓,对农业的长期关注和投入,极大地增添了我们应对粮食危机的底气。

2022年,当世界粮价因为疫情和战争飙升时,国内粮价总体保持了稳定。

然而,我们面临的挑战并不少。一方面,我国的育种工作,尤其是蔬菜育种,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。

另一方面,数千家本土种子公司,干不过一个美国孟山都的尴尬,还在继续。

要实现种业突围,新一代南繁人除了技术攻关,更要坚持老一辈人留下的南繁精神。

2019年3月,已经89岁的袁隆平,突然身体不适,气喘、头晕,并伴有高血压。但听说总理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,他执意要去见,并写下一封建议书。

当他的助理劝他,让别人转交时,袁隆平拒绝了,“就是坐两个小时车,有什么累的。”

最终,这位当时已经只能走不到100米路的老人,硬是凭着自己的倔强,赶到了180公里外的博鳌。

这种终其一生,对事业的坚守,不但闪耀在袁隆平一个人身上,更是无数南繁人不愿割舍的信仰。

我们今天能吃饱饭,离不开这些英雄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。

14亿中国人,永远不应该忘记他们!

参考资料:
[1]《你好生活》第三季20210916 种子(网络版)CCTV-3综艺频道
[2]《父母、妻子离世都不在身边,85岁还在玉米地育种》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
[3]《“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” 记北纬十八度上的“追光”者》新华每日电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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